本文的另外一个较长篇幅的版本是ArchDaily的实习生Sharon Lam,发表于维多利亚大学华盛顿学联杂志的《阴影下的九龙城寨》。
1970年代的香港,那时你才11岁。像往常的每个夜晚,你和家人走在熟悉的街道,从你的小学到你和朋友常去的餐厅只需要步行5分钟。那里有你最爱的食物,尤其是你经常点的鱼丸面。你对这里熟悉到完全可以自如的在昏暗夜色中穿过条条隐蔽的走廊,甚至可以轻易地躲避某块天花板上漏下的水滴。伴着扑面而来的香气,你吞下一碗热腾腾的鱼丸面,一如往常,却从未设想过,这个你如此熟悉的邻里社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的极速增长,恶名昭彰,甚至会在近代历史中引发非常显著的异常社会现象。
九龙城寨人口顶峰时密度高达每两公顷用地上居住33,000人——成为全世界居住密度最高的地方。一户户微型公寓紧密地排布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层层叠叠,杂乱无章。带铁笼的阳台连接着迷宫般潮湿昏暗的廊道。与此同时,香港其他区域都有条不紊的以它应有的节奏发展,似乎丝毫没有受到这个罪恶悲惨的围城的影响。
九龙地区独特的社会形态,及其完全被香港其余地区的忽视,导致这里产生同样独特的政治条件。中国哨所的盐贸易最初起源于宋代(公元960年- 960年),到19世纪初,在沿海的军事前哨堡又增加了另一个。当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输给了英国,香港就于1842年正式被割让移交。然而,九龙地区是个例外——只要中国人不从政治角度干涉这里,英国政府允许中国人继续住在这一带。1947年,中国竭尽全力重申九龙地区的所有权,但由于它在地理上与大陆分隔,当时的中国政府很难采取强制的法律手段予以管治,而英国也对其采取“不插手”政策。免于两国政府的管理,非法用地如洪水般瞬间侵入这里,九龙城寨的传说就此上演。
到1950年,人口已增至17,000人。人们由于种种原因迁至城寨:破产,别无选择,逃脱法律的管制。随着人口的增加,建设住房也不断增加。在这个充满黑暗的城寨中,家庭生活伴随着犯罪和非法商贸,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度过。
直到1984年,两国政府达成共识,对这个尴尬的眼中钉进行彻底的拆除。1992年,这里的居民被驱逐并给予货币补偿,他们打算将这里转换为一个公共纪念公园。
尽管我经常去香港,但我从未参观过这个公园。它不是一处被当作旅游胜地到处宣传的地方,也不是值得当地人骄傲的地方。事实上我第一次听到有关九龙城寨的描述,是从一个瑞典人的口中得知。在我城市设计的论文中,九龙城寨是我研究“贫民窟”的一个案例,以此证明缺乏建筑法规的城市发展后果。关于这里的描述,再也不是“一碗美味的鱼丸面”,取而代之的是“末日”,“恐怖”和“疯狂”这样负面的形容。
当我与父亲谈论这里时,他大多提及的都是与食物相关的事情。他用“非常特别”形容这里,因为这里既是唯一一处不受英国管治的地域,也是唯一一处与香港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区域。
我至今记得他描述时脸上激动的神情。
父亲在回忆城寨时的用词和神态总是流露出骄傲的神情,这与大众口中的描述竟完全不同——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这样一个充满黑暗和罪恶的反人性居住条件毕竟是相对容易的。
城寨的纪录片是记录这里的第一手资料。纪录片是澳洲的一位导演于1980年代拍摄。纪录片中记录了一位赛鸽饲养员,一名园丁和一位享有养老金的老人的生活。
虽然影片中纪录的贫穷,肮脏和拥挤的画面也许被过于夸大,这些画面只存在于他们的意念里。事实上,这部影片的大部分画面都非常残忍,且没有逻辑。
城寨的活力和社区形态,说明不受法律和责任的约束而带去的结果一定不会非常好, 但也未必就完全失败。当九龙城寨被拆除时,这里的居民都对此非常不满,因为他们并未得到应有的经济补偿。许多年后,即使这些居民都被安置在香港的其它地区,他们仍时常追忆起当年在城寨的“快乐时光”。
在英国政府统治期间,九龙城寨并不是唯一一处高密度住宅区。与城寨相比,现在的非法居住区是另一种形式的贫民窟——平房,每公顷居住4900人——相当于人均两平米。这样的居住形式在1950年代激增,因为当时正逢大陆政治动荡时期,许多中国难民都逃亡香港。
土地被掠夺,亲戚被杀之后,我的奶奶和外婆就成了这样的难民,她们在抵达香港初期都在非正式的贫民窟中居住过一段时间。然而,她们都是幸运的,因为政府的公共住房政策,她们很快就搬到更舒适和稳定的环境中。作为出生在香港的英格兰人,这里的持续不断的魔力让我厌烦,尤其是香港的住房情况。虽然物理形态的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这里的殖民观念仍然存在。许多摄影作品和外界对这里无止境增加的公寓的批判吸引了英国殖民者的好奇心,并将这里作为他们早起旅游的必经地。
以一种缺少自主思考,随大流判断自己并不熟悉的陌生文化,这样的现象无处不在。我曾在网络上,甚至我的大学导师口中听到类似“人们怎么可以那样活着”这样的话,形容住在狭小空间的香港人和其他东南亚的城市居民。接着就是他们对自己能够幸免居住在这样“糟糕的居住环境”中的感激。
我的祖母在她到达香港的第一天,就住在公共住房。这样的塔楼式住宅式香港最普遍的建筑形式,它们以相同的样子复制于整座城市。
在160个公共住房用地中,这样的住房在当时已经超过了680,000栋,而且以每年15,000的速度增加。
九龙城寨在香港的地位缺失,并不是由于尴尬的政治处境,而是因为文化上的缺失。如今,人们总是会把诸如犯罪和疾病这样的灾害与高密度住房联系起来。事实上, 这里的犯罪率相对于国际犯罪率而言,已经非常低了。最低婴儿死亡率的排名中,香港排名第四。同时,这里居民的平均寿命排名世界第四。专用公共住房甚至保证香港的老年人能够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
香港的高密度即成事实, 它早已体现在九龙城寨的城市形态和当局对公共住房的解决措施上。城市对于人居密度的冷漠态度恰恰体现在九龙城寨中,那些仍然无法享受公共住房的人。移民住房问题也日益增剧,人们已经开始将与屋顶相连接的一部分出租用作居住用地。
如果香港和海外年轻一代设计师,能够将其精力从批判那些实际上发展不错的方面转移,他们就应该更多的关注像九龙城寨这样被忽视的城市和社会问题上。